洞头区举办第五届放生节活动

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或朋友总是喜欢或容易倒向左的理论立场，不能正面评价和包容哪怕象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这就与把马克思和孔夫子之外的西视为异己甚至敌对的思想和价值观分不开，反社会主义宪政说的人不也是如此？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思想理论太狭隘了，只能让自己孤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道统的力量下降为一个道德批评的力量，而不具备现实的纠正功能。

首先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人要认识到有高于自身利益的团体利益存在，这个团体就是国家。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由上述的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的接受并非出于对于国家本身的吸引力，而在于遭受列强侵略而产生的自保心理，特别是对于西方列强借由国际公法来侵害中国的主权、吞噬中国的领土的强权即公理的做法深感无奈。[5] 《荀子·正论》中说：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

全球性的生产方式催生出一系列的地方性的跨国家组织，比如欧洲开始一体化，东亚和南美存在着许多并非出于军事目的的国家间组织，而这都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全球体系的出现的可能性。[43]用国族主义来代替民族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提倡国家意识。二是批判的新儒学，为通过反思、批判牟宗三哲学以企求实现理论新创的向度。

他认为，儒家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原始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参见杜维明：《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9-11页。66 参见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0页。……吾为对于固有哲学，宜研究抉择，以为温故知新之资。

基于此，林安梧将鹅湖学派分为两个不同的学术向度 50：一是护教的新儒学，为沿着牟宗三哲学理路向前发展的向度。李瑞全1948年出生于香港。

1991年国文研究所与国文系合并。不过，在这些群体当中，最有影响的是围绕牟宗三形成的鹅湖学派。1977-1981年在美国南伊利诺依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23 《大乘起信论》有言：依一心法，有二种门。

杨祖汉说：戴师……虽授国文文法，但亦精于义理。1993年借调至台北大学筹备处。李明辉说：牟宗三先生之逝世象征当代新儒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之结束。李瑞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新儒家哲学、康德哲学、休谟哲学、生态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等。

10 参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7页。熊十力曾说：科学的理论恒是根据测验的，哲学的理论往往出于其一种特别的眼光。

其二，在学理上疏解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优长之处，并针对其两层存有论所可导致的流弊进行修补。二是心理学意义的我，是现象我，由感性直觉以应之。

三是统觉我即认知我，由形式直觉以应之。后来，这个思潮被称为现代新儒学 13。王财贵在大学时期曾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听牟宗三讲课，并坚持每讲皆录音予以保存。29 郑家栋：《当代新儒学论衡》，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第111页。由此来看，蔡仁厚对于牟宗三哲学的疏解和对于开出说、坎陷说的辩护，杨祖汉对于两层存有论的修补，尤其是李明辉为道德的形上学的辩护，都可视为对牟宗三哲学的护教。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看，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将其推至高峰。

在此，如果参照上述刘述先将前两代现代新儒家比之为元亨利贞之元和亨，那么，鹅湖学派之学术或可比之为利和贞。现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兼任研究员。

52 林安梧的这一划分受到李明辉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护教一词的使用。他认为，儒家哲学的宗旨是仁义本心，因此须以其为生命安顿之所。

他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先后任教于台中市第一高级中学、基隆水产职业学校和中兴大学。

很显然，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对于传统儒学是一种新的理论创制。林安梧认为，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一座高峰，他继承了熊十力的理路，又发展了熊十力的思想。概括地看，在后牟宗三时代，鹅湖学派诸学者的致思主要出于两个动机：一个方面，挖掘和反思牟宗三哲学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资源，以求将其价值贡献于当代社会和全人类。这种称号，不是‘鹅湖成员所希望的。

65在此意义下，鹅湖学派诸学者之不同主张就代表着他们特别的眼光。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尽管有其长处，但其只是枝桠，中国文化才是根干。

具体来讲，杨祖汉的学术研究包括三个领域：其一，对传统儒学部分义理的研究，重点展开了儒家作为成德之教和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研究。所谓开新，指由心性之学开出民主和科学，即谋求儒学的现代化。

另一个代表人物王邦雄，1941年生于台湾云林县。期间，受教于牟宗三门下。

上述三人因对这一思潮有开拓之功，而被称为儒学的现代三圣 14。因此，对这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其二，疏解宋明理学，指延续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之脉络，对南、北宋到明代阳明学进行体系性的讲述、辨析。不过，在这些内容当中，儒家思想与实践其实是先生一向关心之所在，而且大体皆环绕现实机缘而发，和儒学的存续发展有密切关联，不止是理论观念的阐扬而已 42。

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2002年后曾兼任《鹅湖》月刊社社长。

在王邦雄看来，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它们都肯定西学为用的必要性，所强调者均是西学的现实意义，所区别之处只在于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1975年参与创办《鹅湖》月刊，任社长。

他们认为，为了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需要做哲学史的工作，致力于中国哲学经典思想诠释，而且更需要做哲学的工作，致力于提出新的理论学说。见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127页，《牟宗三先生全集》（21），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